和其他有过类似举措的城市一样,珠海新政迅速被中央叫停,最终被迫放弃。
今年中国政府面临每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,因此格外注意将各种问题最小化。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(CICC,简称中金)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: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,我们需要平衡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。

即我们不应仅关注短期内的经济增速放缓。新华社在5月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:中国政府的‘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。但问题是同样也没有几辆车从桥上通过。上周末有消息称,珠海将取消中央政府为使房地产市场降温而采取的最严厉措施——限购一套房政策。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——通过遏制投资增速扭转过去十年的过度投资趋势。
虽然中央领导人严控房地产的决心使很多人感到惊讶,但仍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并未摆脱对投资拉动经济的痴迷。他说:基础设施本来是我们的瓶颈,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,一些通道和线路注定会闲置。至于为什么政府大官会跟企业老总对调位置,建国说因为两者经济差距不会太大,所以董事长才愿意调出去当副省长(如果我没听错的话)。
国企的好处被高管多拿了,被官僚瞎花了,老百姓还有理由跟他们理论。80、90年代大学生一毕业,事业家庭都顺得不能再顺,感觉跟黄世仁一样良好,对白毛女完全没有同情的社会基础——觉得嫁给黄世仁是她的最佳人生设计了。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。为什么挺好呢?因为假定国企和私企的效率一样,那当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越有戏越好,属于个别人个别家族的企业越没戏越好了。
所有制和效率隔得比较远,中间还有好多环节。但可惜都没成为主流的、基本的思路,形势比人强啊。

就说国企改革思路吧,其实一直也不光是效率=私有=不平等这一种思路,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,像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杨斌,远在94、95年就提出过更实事求是的思路,而友人王小东比这还要早。还有这些年又被翻出来的文革末期引进化肥生产线之类。有了这个大势,当年老左派唱多少遍《社会主义好》也没用,不会有多少人信这个。所以,不能想当然,把经验的适应性随意扩大。
但你代言没关系,最好把迷彩服脱了,大家都清水摸鱼,谁也别浑水摸鱼。他说的没错,的确他们更有动力,但有动力不一定就有能力。赵说:那是我挣的咋的,大家别净整那没用的,赶紧转变观念吧。用这种世界观捅破的窗户纸,会展现一个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世界。
但也可能正是因为差距不小,谁都想沾沾光,轮流坐庄于是就成了官场潜规,就好像清代的穷京官要外放到地方捞十万雪花银一样。国企这不好那不好但有一好:怎么改都相对容易,一旦成了私人的,发现不好再想改回来可就难了,就得要流血了。

赖昌星的侄儿为吸引女歌星眼球,把六辆奥迪当街撞成一堆废铁,这叫效率么?在张维迎教授那儿没准儿也叫吧。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,形成正—反—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。
让他们改变几乎不可能,但时间会做出改变,而且已经做出了,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。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。80、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,如今进入盛年,占据着知识文化领域的关键岗位如主笔、主任、主编、所长、院长、社长、名导演、名作家、名画家等等。当然也不是绝对的,还有其它变量如等级制、带头人的人缘、能力等等合并进来。由于不平等=效率成了没哪儿不能去的教条、没哪儿拿不下的迷信,一路如入无人之境。等成了私人的,人爱怎么造怎么造,根本就没老百姓说三道四的份儿。
这十年来对国企的主要批评,又转到公平正义方面来了。赖家的侄子拿六辆奥迪撞着玩儿谁又真能拿他怎么着?中石油中石化老总玩个试试,老百姓不得炸窝,中纪委不得双规么?怎么监管呢?现在的监管手段显然是太不够了。
大家就多在这方面努力奋斗吧。其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,在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因为平等解放了积极性呢?因此,对效率与平等/不平等的关系的观察应该先把立场搁一边,实事求是地做具体分析。
时移势易,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,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。中国改革以纠正毛时代的弊端为起点,在三四十年凯歌高奏的同时,也不断积累着自身的弊端,逐渐耗尽其体制、文化和道德能量。
所以国企的效率问题,确是个真问题。我分头说说,然后再说点相关的社会心理变迁。据一位经济学家朋友说,那一次涨价,就让农民收入翻了一两番。作为社会心理的重要承载者和主要表达者的知识分子,这些年也发生了明显的代际变化。
经过90年代以来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改革,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效率好像不太是问题了,杜建国刚才介绍了不少具体事例。我跟她说,别着急,等你资深了,当上主编副主编了,我们就在名单上了。
但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的确也有过于情绪化、不理性的倾向。其中有些人,说得夸张一点,思想上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上原地踏步几十年,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。
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,有没有效率还另说。一、十年以前都说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没效率,大锅饭啦企业办社会什么的
老百姓从私企那儿所能得到的直接好处,只有税收那一部分,而从国企那儿得到的好处就不止这些了,因为理论上那是你的产业,分红也有你一份。这些都在酝酿着一种新的社会心理,并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建设未来的新的思路。本来是责任制范围内的监管问题,干吗要一个大跃进跃进到改所有制呢?对于一些人,这是认识上的事情,但对于另一些人就难说了。首先,要说人民一点好处没落着,那也是瞎说。
不过,说央企内部跟血汗工厂差不多也夸张了,真要那样,大家也不回打破头往里挤。就说国企改革思路吧,其实一直也不光是效率=私有=不平等这一种思路,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,像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杨斌,远在94、95年就提出过更实事求是的思路,而友人王小东比这还要早。
未来社会心理的表达者和未来社会方案的制定者,将是新一辈知识分子。再就是自由派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批评。
2000年以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了业工作无着,房子无着,老婆无着,而且这奴那奴跟一排麻袋似的,等着压在背上,那他们对白毛女、黄世仁的感觉就不可能跟他们的导师保持一致了,也不可能把大春和恐怖分子直接划等号而一点不犹豫了。但问题很快就被过度简化成越是公家的越是无效的。